复旦EMBA学长谈：来英国重温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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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EMBA学长谈：来英国重温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下）

时间: 2024-03-15 19:44:05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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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复旦大学EMBA2019“问道东西”海外游学第三站——英国伦敦之行已圆满结束。在三天的伦敦商学院学习中，一条神秘而重要的“金线”贯穿其中。

全球分工新时代，中国企业的机会在哪里？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课题，恐怕就是在全球分工变动的新时代，如何寻求和建立我们的竞争优势。

复旦管院EMBA英国学程的开篇课程——伦敦商学院的Elias Papaiannou教授的《世界经济》，以及总结课程——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尹一丁(Eden Yin)博士的《智能化时代的品牌战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和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Marc Szepan教授的《中国企业全球收购后的整合管理》，恰恰关注的都是当今全球化环境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问题。

结合三位教授讨论的一些问题，本文最后谈谈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及其追随者的相关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深远影响，以及对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一些启示。

01、亚当·斯密国际分工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斯密认为，国际分工是最高的分工，所以他在《国富论》中就提出了关于国际分工的最经典的理论——“绝对优势论”。他认为由于各国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别，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差异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每个国家应当通过国际分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通过国际交换就会增进各个国家的收益。随后，斯密的信徒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通过论证认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相对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因此，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照样可以增进各国的收益。

之后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要素禀赋论”（H-O-S模型），指出产生比较优势的差异来源于各国的要素充裕度不同和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不同，因此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国充裕要素的商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这样的国际分工下，交换各国的收益也都增加了。

由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新国际贸易理论”开始走上理论舞台。如“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合作生产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详细介绍，但他们都是基于斯密开创的分工及国际分工理论发展起来的，甚至有些理论还在某种程度上向古典分工理论有所复归。这些理论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
（1）将国际分工的分析视角从产业间发展到产业内、产品间乃至生产要素间的分工，从而解释了很多国际贸易的新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密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在国际贸易中的延伸；

（2）将市场结构引入国际分工及贸易研究，从而解释了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这也是斯密关于市场规模与分工的关系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3）关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与交易，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贸易新形式。同时也关注全球产业链和产业网络上的价值创造活动及其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从而形成和丰富了全球价值链理论。这些突出表现在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等理论上，从而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了相对整合的分析框架。

02、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全球分工新时代带来的挑战

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是每一位中国企业家都很关心的问题。LBS的Elias教授为半天的课程准备了148张幻灯片，结果自然是讲不完。于是他将重点集中在全球经济各板块（国家分组）之间的动态发展，及其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机制方面，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等）的崛起对全球贸易、资本流动，乃至对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当然也介绍了特朗普新贸易保护政策的发生机制。同学们听完疑似陷入莫名沉思之中。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我在课程结束谈感悟的时候，重点说了三条。

NO.3: 美国只看到了中美贸易美国赤字带来的负面效应，总认为中国赚了钱。其实每一单交易都是等价交换的，交易双方都会得益。但中国为此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成本[1]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低福利水平等却难以通过直接成本体现出来；

NO.2: 美国错把贸易赤字当作是原因，而不是贸易的结果。由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经济结构也不同。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了价廉物美的生活品和部分大宗生产资料，向中国出口了部分优质高价产品和服务等等。虽然美中贸易美方存在着巨额赤字，但是美国企业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因而是满意的，美国消费者用低价获得了大量消费品也是幸福感爆棚的。这是应当正视的贸易赤字的正面效应；

NO.1:
（如果说前面两条有点自说自话，那下面这条才是鄙人希望中国企业家引发思考和共鸣的。)

中美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分工发生了质变，为此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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