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4日，《持久战新论》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作客“复旦问学讲堂”，在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第一财经研究院、第一财经年度金融书籍联合主办的“供给侧改革和中国经济增长战略暨《持久战新论》新书读书会”上，带来了“供给侧改革和中国经济增长战略”主题演讲。

随后，在《第一财经日报》副总主编、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的主持下，央行参事、原调统司司长盛松成，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伍晓鹰，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复旦管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复旦EMBA授课教师孔爱国和赵昌文部长围绕“怎么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座谈。陆雄文院长在活动伊始发表了致辞。

主讲嘉宾观点

赵昌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赵昌文首先回忆了写作《持久战新论》的初衷，面对中国经济的巨变，他希望能够从“持久战”的战略角度回答“中国下一步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会怎么样”的问题。

赵昌文认为“中国经济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他看来，毛泽东的“持久战”不仅是认识论，更是方法论，将之作为战略战术置于经济语境中同样适用。因此《持久战新论》的前面两章专门回答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后面七章则阐释了“如何打好持久战”。在此次新书读书会上，他主要阐释了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经济污染这三个概念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持久战的核心逻辑。

后发优势是指处于前沿边界内的这些国家有更多机会采取学习借鉴，甚至采用拿来主义的技术进步模式，从而获得比前沿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

而体制可改革性则决定了一个国家体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不断进步和创新，是否能够持续推进改革。

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其实反映了新古典增长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歧：技术和制度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究竟何者为第一性？按照这两个维度将世界国家分为四类，赵昌文认为“中国有比较强后发优势，同样有比较强的体制可改革性”。他称之为“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而“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没有理由未来一段时间不保持更高或好的增长速度，这就回答了中国经济的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道路是曲折的。”赵昌文提出了“经济污染”这个概念，“治理经济污染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 

从这三个概念出发，所对应的方法论也十分清晰：注重后发优势释放速度、释放节奏；创建一个有利于政治家经济制度创新的生态以保障可改革性；建设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治理经济污染。

伍晓鹰 一桥大学经济学教授、第一财经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

伍晓鹰在赵昌文部长的“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补充了“后发劣势”的观点，“可改革性是可能性问题，能否让它不断变成现实面对经济本身问题，这样才能真正把后发优势都发挥出来，同时能不断改革制度克服后发劣势问题”。

孔爱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财务金融系教授、复旦EMBA授课教师

孔爱国也进一步强调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体制改革最好回归到企业，回归到人的本性”，但是如何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仍待研究。

盛松成 央行参事、原调统司司长

盛松成则指出了《持久战新论》的三大亮点：第一是从方法论研究国家经济问题，第二是从最基本的理论框架开始着手，将经济、哲学、历史结合在一起；第三此书的研究是相对全面的。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也赞同中国的后发优势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他提醒我们“中国的制度优势很难描述，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简单地从市场、企业、开放的角度就可以说清楚的”。

杨成长 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

杨成长则结合当下，希望十九大“能够让政府尽可能从干预市场和资源分配上退下来，这里面需要很清楚的边界，对中国长期增长效率提高和创新是核心问题。”

复旦问学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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