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也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经管EMBA名师。他以在文化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著称，是中国积极心理学的领军人物。

问：在您看来，积极心理学的独特性在哪里？

彭：可以说，积极心理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对人性的假定，这是一次革命性的改变。19世纪到20世纪，多种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对于人性的假定都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连马克思主义都深受它的影响。经济学讲究利益最大化，社会学主张城市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心理学则着眼于人类焦躁、抑郁、自闭等不好的情绪和心理反应；而积极心理学就是对这个研究传统的一次颠覆，它建立在现代进化的科学基础上。中国人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坚持“人性本善”，这跟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不谋而合，所以我认为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并盛行，将是推广中国文化的绝好机遇。

问：您在研究积极心理学之前主要是研究什么？

彭：我之前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心理学，特别是文化变量对人类心理过程和行为的影响，比如说语言、民族意识、价值观念、自我他人态度等等。成名的工作主要是归因方面的文化差异。我们发现东方人的归因更强调环境因素的作用，西方人的归因更强调个人特质的作用，所以才有西方文化中的根本归因误差问题。在矛盾信息的处理方面，我也发现，东方的辩证思想影响到东方人对矛盾信息更加宽容、综合的倾向性，而西方人对矛盾信息表示出更多的极化现象。在其他的感知觉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系统的差别。情绪方面，我们发现东方被试者的矛盾情绪，或者叫辩证情绪影响更多。

问：是什么让您对积极心理学开始感兴趣的？

彭：2007年，我休假回国住了半年，发现国内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有点走入瓶颈的感觉，贫富差距比较大。中国作为一个潜力巨大的国家，一旦转型期突破了，社会的发展就会一马平川，堪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比肩，而一旦转型失败则将重新倒退到动荡混沌的年代。这是我们不愿也不能看到的局面。而积极心理学则可以很好地引导由于转型期的各种不公正所引起的负面情绪。个人的工作必须和社会结合才有意义，我从已经研究成熟的文化心理学转入幸福科学，也正是这个原因。

问：其他还有什么重要事件让您决定进入积极心理学的吗？

彭：2008年5月，我成为伯克利-清华高级心理学研究中心的创办主任，后来又成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创办系主任，当时我被中国的迅速变化所深深鼓舞振奋。在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我发现中国人对个人幸福和蓬勃人生有着巨大的追求。当中国在发生如此迅速的社会和心理变化时，一门理解中国人对幸福和福祉的追求欲望及方法的科学，就显得十分必要，并且这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问：积极心理学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彭：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人类追询这个终极问题，已有几千年之久。我们怎样才能定义发展、权力、财富、幸福或福祉的目标？中国人似乎很难定义发展的目标问题，哪怕是“幸福是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能难住很多中国人，包括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佛家认为人生的目标就是从苦难和欲望中出离的智慧，但这样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个如此竞争性的世界里实现自我呢？积极心理学应该可以帮助大家回答这个重大问题。

问：你觉得积极心理学领域里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彭：我觉得积极心理学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还是在对机制的研究方面。人类的幸福体验是一种全身心的宏观的体验，它的生理机制以及心理过程能不能用传统的还原主义方法来研究，恐怕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换句话说，除了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大脑有一种奖励中枢、有一些神经化学机制可能与幸福体验有关以外，还有哪些，或者说，这些生理体验，是否就能构成人类的幸福体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问：如果一个人想变得更幸福，他应该怎么做？

彭：幸福首先并不能与快乐完全划等号，快乐可以是生理上简单的满足感，比如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看了一部不错的电影，这都是很容易获得的，是简单的快乐。幸福应该在快乐前加上“有意义”为定语，是对幸福内涵的正确认知、主观感受上愉悦感与自信感同时存在、积极的行为方式三者组合产生的内心体验。

买一辆豪车可以让我感到幸福，这是许多人的普遍认识，而这样的“幸福”成本高昂难以实现，还容易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错把社会攀比当成幸福。在东方的智慧里：有一种状态叫物我两忘，这种物我两忘能让人废寝忘食、孜孜不倦、追求不止；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教授把它叫做“福流(flow)”，这种幸福状态不需要金钱，不需要权势，不需要更多的刺激和支持。物我两忘、废寝忘食其实就是感受幸福的过程，寻找幸福感不妨思考一下做什么事情能让自己有这样的境界？很多研究显示，体育运动、优美的音乐、美好的文学作品、或是一次出门旅行、一个朋友聚会、一次打牌消遣，都可能是幸福感的来源。

问：您以对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而著称，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中国文化在积极心理学领域的影响吗？

彭：跟其他心理学领域不一样，积极心理学受到了东方智慧的影响。201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ames Pawelski（詹姆斯·帕威尔斯基）教授应邀来华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时，用《论语》论语开篇的三句话来开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其实讲的就是幸福之道。幸福不是金钱、不是财务；不是权势、不是地位。是友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是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君子之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宽容、厚道、幸福、善良，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积极心理学应该是一个我们中国人一定能做好的学科。

问：您是中国积极心理学的领袖。现在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进展如何？

彭：“积极心理学”已经成为中文里的热门词。百度指数显示，在我刚回国的2008年，基本没有人搜索“积极心理学”；从2009年开始，它的搜索热度开始有爆炸性的增长，到去年我们召开第二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时，已有数百万次搜索。它不仅是一门研究人类优势和幸福的心理科学，而且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中国各级政府都参与进来，提升幸福、建设幸福城市，教育工作者们要让下一代更幸福、更健康、更蓬勃，学术界也展开对积极文化和行为的讨论。它是涉及到艺术、美学、冥想、瑜伽、音乐和其他人类生活中多姿多彩的各方面的一门学科。它也与各种知识传统有相通之处，从中国哲学到现代脑神经科学都跟它有联系。 

中国学者和从业者也与国际积极心理学协会(IPPA)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2010年8月，我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邀请到彼得森等著名学者来访。在2012年11月，我们又召开了第二届大会，并邀请到塞利格曼、帕威尔斯基和其他IPPA执委来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

问：清华大学以其技术和实用的风格著称，这影响到您的心理系以及您对积极心理学的愿景吗？

彭：清华大学传统上是一个工科学校，以她的技术发明、技术应用而享誉中国。清华的学风也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提倡学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在这样一种学风的环境背景下，肯定也希望能够用技术来解决积极心理学面对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能够创造出一些与积极心理学有关的科学技术新方法。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些工作，比如用大数据、云计算来分析中国人民的幸福体验、幸福状况，描述中国的幸福地图，这就是一个方向。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个人幸福提升方面能够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比如手机app、终端使用，还有监测、提升、辅助心理功能网站的实施。

总而言之，我们是希望把心理学常用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生物的脑波技术、核磁技术，行为科学中常用的眼动技术、虚拟技术、认知虚拟技术，还有生物学的反馈技术，都能够用在人的积极能量的发掘、积极情绪的培养和积极行动的支持方面。只要是我们心理学家能够利用、发现、理解的科学技术，我们都希望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得到验证、应用、发挥。

问：您对积极心理学的未来有何计划？

彭：我想专门谈一谈中国积极心理学的计划。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参与幸福科学的建设与讨论，中国自然也要参与。首先，中国应该有一些中西合璧的人才，参与国际上有关幸福的协会和学术研究的讨论。其次，我们得研发一些自己的独特理念，总结出一些代表中国特色的实践样本，这样我们才有实实在在的成果去宣讲、去推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争取主动权，自主组织一些与幸福科学或幸福话语权有关的活动，把别人吸引到中国来讨论和参与，我们应当主动去引导世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潮流。 

问：您对积极心理学的将来有什么期望？在今后五年里，您想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彭：我希望能看到今后五年内，以下四个问题得到回答或取得进展。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先前提到的：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与中国人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的幸福现状相关：如何测量个人、家庭、组织、社区和国家的幸福？我们正在逐渐地从纸笔填写的自我报告问卷，进步到用社交媒体产生的大数据来做数据挖掘，以及其他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使用。

第三个问题是集体主义与幸福的关系。比如：社会关系如何影响积极心理学的主要方面？或者，中国文化里的集体主义怎样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毫无疑问，友情、社会网络、婚姻或亲密关系的质量，不仅对中国人极为重要，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建设“中国梦”，也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那么为什么国家和文化对中国梦这么重要呢？

第四个问题是：传统中国智慧可以怎样帮助我们理解和提升中国积极心理学？我自己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中国人的“阴-阳”思维方式。我们发现，中国人可以感到幸福的同时体验到辩证情绪，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同时感到快乐和悲伤，而美国人会觉得这难以理解。中国古代智慧为对个人幸福的理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角度。

总的来说，我对积极心理学在今后五年的期望，就是看到这四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问：您认为在今后五年内，积极心理学的热门话题会是什么？

彭：我认为会有三个方面的热点话题。第一，还是在传统的生物机制方面的突破。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加入到积极心理学的领域，很多人其实是开始关注积极情绪、积极体验的神经、生化等各方面的相关机制研究。这些方面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可能会有些出其不意的发现。无论怎样，我觉得，积极心理学的脑神经、神经电生理学、生物化学研究甚至行为医学研究，可能会变得非常热烈，主要是美国社会对健康医学的研究，可能会迁移到对积极心理学和生物的研究。

第二，肯定是与信息科学的突飞猛进有很大的关系，包括云计算、移动终端的使用、数码的使用、虚拟技术研究。所有在虚拟世界能够使用的方法，也可能会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形成一些热点。

第三，人类在文化科学的突破，也会影响到积极心理学领域，包括文化的演化及其选择出来的一些机制、各个文化独特的遗传密码，可能会牵涉到我们积极心理学有关文化差异的一些研究。这可能是未来的几个热点领域。

问：对于那些对积极心理学感兴趣，或者新近进入这个领域的人，您还有什么内容要补充的吗？

彭：我觉得，积极心理学家的眼光应该更广阔一点，不要局限在心理学以及帮助人民创造积极的心态上。积极心理学是一种理论假设，它不光是一种研究领域，它更是一种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应该可以影响到人类的其他学科：政治、经济、文学、哲学、法律等等方面，都可以受到积极心理学的影响。这也许是少数几个可以对人类的其他学科做出理论性指导的心理学领域。就像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潮，影响到人文科学的很多学科一样，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可能也会、也应该影响到人类的其他学科。这也是我对积极心理学最大的期望。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MBA教育中心（舜德楼304室）

邮编：100084

咨询热线：010-62789913 62773370 62795746

网站：http://emba.sem.tsinghua.edu.cn

传真：010-62788164

邮箱：emba@sem.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