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复旦大学EMBA2019“问道东西”海外游学第三站——英国伦敦之行已圆满结束。在三天的伦敦商学院学习中，一条神秘而重要的“金线”贯穿其中。

本次游学带队导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蒋青云教授已为大家揭开了谜底的上篇和中篇【点击阅读：蒋青云：来英国重温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上），蒋青云：来英国重温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本期他带来了下篇。

蒋青云：来英国重温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下）

四、全球分工新时代，中国企业的机会在哪里？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课题，恐怕就是在全球分工变动的新时代，如何寻求和建立我们的竞争优势。

复旦管院EMBA英国学程的开篇课程——伦敦商学院的Elias Papaiannou教授的《世界经济》，以及总结课程——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尹一丁(Eden Yin)博士的《智能化时代的品牌战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和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Marc Szepan教授的《中国企业全球收购后的整合管理》，恰恰关注的都是当今全球化环境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管理问题。

结合三位教授讨论的一些问题，本文最后谈谈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及其追随者的相关理论，对全球化时代的深远影响，以及对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一些启示。

01

亚当·斯密国际分工理论及其当代发展

斯密认为，国际分工是最高的分工，所以他在《国富论》中就提出了关于国际分工的最经典的理论——“绝对优势论”。他认为由于各国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别，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差异就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每个国家应当通过国际分工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通过国际交换就会增进各个国家的收益。随后，斯密的信徒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通过论证认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相对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因此，每一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集中力量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照样可以增进各国的收益。

之后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要素禀赋论”（H-O-S模型），指出产生比较优势的差异来源于各国的要素充裕度不同和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不同，因此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充分利用本国充裕要素的商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这样的国际分工下，交换各国的收益也都增加了。

由于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新国际贸易理论”开始走上理论舞台。如“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合作生产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做详细介绍，但他们都是基于斯密开创的分工及国际分工理论发展起来的，甚至有些理论还在某种程度上向古典分工理论有所复归。这些理论大致有这么几个特点：

（1）将国际分工的分析视角从产业间发展到产业内、产品间乃至生产要素间的分工，从而解释了很多国际贸易的新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密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在国际贸易中的延伸；

（2）将市场结构引入国际分工及贸易研究，从而解释了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的角色，这也是斯密关于市场规模与分工的关系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3）关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与交易，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贸易新形式。同时也关注全球产业链和产业网络上的价值创造活动及其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从而形成和丰富了全球价值链理论。这些突出表现在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等理论上，从而为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了相对整合的分析框架。

02

中国企业正面临着全球分工新时代带来的挑战

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是每一位中国企业家都很关心的问题。LBS的Elias教授为半天的课程准备了148张幻灯片，结果自然是讲不完。于是他将重点集中在全球经济各板块（国家分组）之间的动态发展，及其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机制方面，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主要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等）的崛起对全球贸易、资本流动，乃至对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当然也介绍了特朗普新贸易保护政策的发生机制。同学们听完疑似陷入莫名沉思之中。

我在课程结束谈感悟的时候，重点说了三条。

NO.3: 美国只看到了中美贸易美国赤字带来的负面效应，总认为中国赚了钱。其实每一单交易都是等价交换的，交易双方都会得益。但中国为此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成本[1]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低福利水平等却难以通过直接成本体现出来；

NO.2: 美国错把贸易赤字当作是原因，而不是贸易的结果。由于中美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经济结构也不同。美国从中国大量进口了价廉物美的生活品和部分大宗生产资料，向中国出口了部分优质高价产品和服务等等。虽然美中贸易美方存在着巨额赤字，但是美国企业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因而是满意的，美国消费者用低价获得了大量消费品也是幸福感爆棚的。这是应当正视的贸易赤字的正面效应；

NO.1:

（如果说前面两条有点自说自话，那下面这条才是鄙人希望中国企业家引发思考和共鸣的。)

中美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分工发生了质变，为此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作用。

伊利亚斯教授所重点刻画的“国家分组”，即把国家分成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前沿（低收入）经济体、脆弱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正是全球分工的一种表达形式。一般说来，发达经济体国家提供经济发展的无形资源（技术和品牌等），新兴市场提供制造能力（产能），低收入经济体提供廉价劳动力资源，大宗商品出口国提供有形资源，脆弱国家承包快乐（南美洲足球，非洲飞人，中美洲玫瑰与咖啡……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脆弱国家常常很难稳定参与全球分工）。

但这样的分工体系，随着198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1990年代亚洲四小龙腾飞，到2000年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的崛起，一直在调整和改变，终于在近年来演进到质变层面。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在长期培养“制造能力”的基础上，科技研发、品牌建设等方面也逐步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力量，开始扮演某些产业链的领导者或挑战者的角色，从而使中国经济在整个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发生明显的变化。历史上，这样的全球分工体系的质变过程是不可逆的（比如20世纪美国对英国地位的替代），从而激发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开始制定“再工业化”、“智能制造”和“工业4.0”等战略，以巩固其在全球分工新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就源于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实施的所谓“美国优先”战略。

因此，中国企业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订单丢失，被转移到综合成本更低的国家，如东南亚和南亚、乃至非洲国家；二是技术脱钩，很多跨国公司由合资变为独资，在华研发机构名存实亡，中国企业遭遇的知识产权诉讼空前增加，不一而足；三是竞争高压，一方面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成本竞争，另一方面又遭遇发达经济体企业技术升级的竞争；四是市场和非市场壁垒不断升高，近年来合规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产业和市场准入问题常常困扰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因此，中国企业已到了重新考虑和谋划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位势，从而制定新型价值链战略的时候了。

03

中国企业在全球新分工时代的三大价值链管理战略

全球新分工，意味着价值链的重构。除了有挑战，中国企业也有很大的机会。剑桥大学尹一丁博士在中国品牌国际化战略中提出，大企业应当着力成为超级平台的子系统，而小企业应当成为超级平台的一员。这里的超级平台，广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全球价值链，狭义上当然是指全球化的平台型产业。

尹一丁（Eden Yin）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企业战略与营销系

我认为，基于中国企业的能力状况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重构的机会，中国企业应该至少有三类战略：

一是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占据产业链领导地位，从而培育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能力[2]。在这方面，联想和海尔是凭借规模优势成为产业链领导地位的；华为是凭借技术研发和差异化优势获得产业链领导地位的；还有更多的国字号企业是依赖本土市场规模优势获得产业链领导地位的；未来，我们更希望中国企业凭借技术与产品创新、品牌优势等不断在产业链上不断攀升，获得更为巩固的产业链领导地位。这一战略很容易遭受来自产业链原有优势企业及其所在国家的反制，所以要注意尽量避免直接竞争。

二是“隐形冠军”战略，即在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合作体系中，依托“价值模块”[3]的不断整合，在某些产品或集成产品上取得绝对的市场优势，从而赢得在全球产业链上的难以被替代的位势。具体来说，隐形冠军一般是产业链领导者们背后的重要供应商，他们凭借独特技术优势、产业集成能力或在细分市场的垄断优势而获得自身的产业地位。上海振华港机在全球赢得70%的市场份额，江苏恒力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功能性纤维生产基地和织造企业…… 这些企业没有显赫的品牌，但却是国际分工和合作体系中的重要玩家。

三是“蚂蚁雄兵”战略。对于大量的中小型企业而言，在未来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应当尽力占据价值网络上的关键节点，从而谋求独特的位势。这在未来数字化不断改造全球产业分工合作体系的过程中，战略机会越来越多。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日本哈德洛克（Hard Lock）工业株式会社的永不松动螺母，供应着全球60%以上的高铁用螺母，是典型的“蚂蚁雄兵”。如果这样的企业在我国越来越多，我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水平将会大大提升。

04

为了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价值，除了战略的改变，还需要依靠卓越的管理。

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Marc Szepan教授是一位中国通，他通过分析一系列跨国兼并与收购的案例之后，提出了一个国际购并后的整合管理策略理论。貌似琐碎，但实际上对于一贯在经营上长袖善舞，在管理上捉襟见肘的中国企业而言，意义重大。我们很多企业的跨国购并，由于管理投入不足，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Marc Szepan

牛津大学赛义德商学院国际商务学教授

多年前上海汽车购并韩国双龙汽车，就是因为事前没有深入进行调查事后又缺乏有效应对措施的失败案例，而吉利汽车对沃尔沃（VOLVO）的收购这几年效益明显，不仅沃尔沃汽车营销大为改观，而且带动原吉利汽车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大幅度提升。Szepan教授的理论直接就命名为“I.N.T.E.G.R.A.T.E.”（意为整合）框架（见下图）。限于篇幅，也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这里不做展开。总的思路是通过有效的整体管理策略来保证购并的项目实现既定价值目标。

我个人觉得，中国企业在实施国际购并后管理方面，需要贯彻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 长期导向，在商言商。不要希望在短期内马上改变什么，否则付出的代价难以预测，不要和非商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第二， Learning by Doing（干中学）。中国企业大多数没有国际购并的经验，所以在实施购并后管理方面，只能边干边学，小步走；

第三， 多研究国际惯例和特定东道国的购并案例，这是对上一点的必要的补充，也可能会具有理论启发；

第四， 多用全球化人才（尤其是当地人才），以弥补自身的知识、经验不足，也为了避免潜在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方面的冲突；

第五，注重对外沟通与对内沟通的协调。中国企业国际购并，常常需要动员国内资源，这少不了对内沟通与宣传；同时为了让购并更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也少不了对外的沟通与宣传。在传播越来越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如何让这两方面的沟通协调好，是需要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