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人类的思维和发明创造能力，智能都开始模仿。Google的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接连战胜李世石与柯洁，标志着人类智慧的所有棋类产品完败。令人震惊的不是AlphaGo的胜利，而是机器竟然具备了“思考能力”。

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的出现令传媒界陷入悲观情绪，它们收集数据更快速精确，甚至风格也能通过“学习”模仿。自动化写作服务公司Narrative Science的专家Kris Hammond预言，迟早有一天，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将是一位机器人！

智能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人类智慧的疆界，更挑战了未来工作的可能形态。日本信息技术研究所的数学家Noriko Arai开发了能通过东京大学入学考试的智能系统。他认为，能与东京大学学生比肩的智能将替代20—50%的技能工作。而那将是一场社会灾难。

当然，影响未来工作的因素很多，如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和麦克亚当（Doug McAdam）对“场域理论”的解释——企业、个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也是创造未来的策略行动者。工作的未来不由单一固定的因果关系决定，而是由多种因素合成。

研究发现，影响未来工作最重要的五个因素为：企业策略（strategy of firm）、劳工能力特征（human skills）、智能技术发展水平（artificial intelligence）、资源组合和配置（resources configuration），和社会治理的政治逻辑（political logics）。取这五个方面的开头英文字母，对未来的“工作4.0”理解框架也可称为“SHARP”分析。

通过SHARP分析，这些因素基本上落在两股重要的驱动力量上: 经济技术逻辑和政治社会逻辑。这两股综合驱动力量和它们发展的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我们设想出未来工作的四种情境。(上图1)

情景一：价值流域，职业新物种

价值创造从现在的产业供应链向“价值流域”转变。它与新全球化和复合经济模式相配合，创造出现在难以想象的新工作岗位和新职业。

成立于2010年的网上约车平台“优步”（Uber）就是新价值流域模式的代表。到2016 年7月，“优步”市值达650亿美金, 超过成立于1903年的福特汽车公司总市值。

2014年，UberFresh 从加州圣塔莫尼卡市开始尝试网上订购和派送食品。同年，在曼哈顿开始办公快件速递业务。从网约租车开始，优步的业务逐渐扩大，向“私家物流”渗透。

优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新模式。它所依托的“工业4.0”系统已经成为经济基础设施。一方面, 供应链已经内嵌到信息物理系统中，成为通用技术。另一方面，就像河流生态按照流域网络延伸一样，企业利用“工业4.0”的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的价值流域。过去，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价值链。它联系上下游客户。未来，智能技术允许企业横向和纵向联络，像大河水系一样形成“价值流域”。

低成本、自组织的智能技术让核心企业向四面八方扩展，形成自己的价值流域。因此，许多新的技术和功能也被创造出来。它们为未来的工作带来新角色和新岗位。例如，生活方式规划师、学习规划师、移动管家、消费偏好分析员、创意教练、创业导师、增强版运动员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工作机会。ATM出现后，技术将柜台人员解放出来，进而帮助银行业设立更多的服务网点，雇佣更多的客户咨询人员。复合经济模式和多维技术支持下，未来的职业新物种也会层出不穷。

像电影X-Men那样，智能将帮助自然人突破各种生理和心理的局限。例如，智能假肢让残疾人恢复身体功能，记忆性质的岗位培训可以通过内置芯片完成，智能技术加持后，员工发挥感知能力和社交能力，挖掘多元的价值偏好，创造新生产和消费形式。

在此情境下，文化差异、偏好不同、地域区别，这成为创造新价值的有利资源。智能技术在替代体力和认知能力的同时也解放自然人，让他们着重发展感知能力、创新能力、社交能力和身体灵活能力。“工业4.0”和智能机器人将承担许多无聊的工作。增强版的自然人将乐于从事有趣并有挑战性的工作。

情景二：共享制度，就业软需求

智能技术发展解决经济短缺问题。社会关注点从资源创造转移到资源分配，共享制度再次受到推崇。工作让生活更有意义，更美好。但工作机会供给有限。

无聊的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了，但同时新鲜有趣的工作数量并不多。“工业4.0”解决社会生产问题，而传统劳动力被取代，社会分配问题突出。在此情境下，维护权威合法性是主导逻辑。政府安排进入培训再就业，让失业隐性化，避免社会问题, 并仿效北欧和北美的实验，提供不同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鼓励下，共享经济模式的企业增加，能够提供就业机会的公司成为社会好公司。

此外，工资收入不再是人们选择就业的头号指标，因为收入有基本保障，平均化收入是主流。新世代追求工作与生活互补，在工作中找生活的意义。类似的软性需求促进工作场所设计新趋势。办公家具企业、室内装修公司找到新的市场价值，为各类组织设计能激发创造力的办公环境。

情景三：临场经济，临时合同工

企业按需组织项目。按实际项目工作时间和任务雇佣临时自由职业者。短期工作机会多，长期稳定的工作机会少。

自由竞争的思想和强大的智能技术相结合，企业有绝对话语权，甚至能够左右政策，特别是在劳工政策方面。劳动保障合同趋向消亡。企业选择短期任务合同的方式避免福利支出和工作时间承诺，并且利用移动办公和临时项目组织形式雇佣外围专业人员。

同时，大企业保持核心精干力量，即核心技术和有竞争力资源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明星员工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当临时外围人员增加后，内部知识管理和临时组织协调任务变得更加重要，也派生出新的工作岗位。

在此情境下，政府政策偏向自由市场经济，对临时按需雇佣的现象采取不干涉主义。2—5人的小型、原子化企业增加。工作机会也原子化。知识工作者被智能技术边缘化，成为专业自由职业者；职业中层和专业人士失去固定的工作岗位，依靠咨询合同参与就业。

围绕着劳动保护、知识产权和跨国经营的劳工法律将重新商榷，企业、劳工和政府之间展开长期博弈。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有拉锯式谈判和妥协。按需雇佣方式和大量自由职业者也培养了新的城市工作游民阶层。其中有临时项目的雇主，也有雇员。

情景四：保障经济，劳务大分化

在地缘政治和国内利益集团斗争压力下，政府选择加强社会控制，维护权威。智能技术给少数极客带来巨大收益，但没有惠及普通民众。技术性失业普遍。劳务市场出现精英和平民的大分化。平民劳工的收入没有提高，就业稳定性降低，就业选择变窄。专业精英与资本拥有者联盟，在高度智能化的领域大发展。

同一个产业中，企业的模式也出现两极分化。传统技术企业不断萎缩，运用新智能技术企业持续扩张。但大多数企业集中利用智能技术的效率价值，策略也雷同。得益于通用性智能技术的发展，类似实体店和淘宝网店之间的竞争和替代关系在其他产业出现。例如，纸媒与网络媒体，传统医院和基因精准治疗医院都开始出现严重分化。

因为商业模式趋同，人力资本的其他潜在能力并没有得到深度开发。因为老龄化加剧，劳务市场出现悖论现象：需要隐性知识的关键岗位上，老一代退休，新一代没有接上。许多企业也出现新／老、高技能／低技能四类员工同堂的现象。它增加了人事管理的复杂度。

在此情境下，面对少数智能化企业兴起和大量传统行业凋敝，政府政策常常左右摇摆。一方面需要鼓励智能化、保持国家竞争力，另一方面需要保障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不过，从稳定与合法性的逻辑出发，政策将偏向于后者。

以上四种情境显示了未来10—20年工作形态发展的可能轨迹。在想象四种不同情境的同时，策略行动者可以选择主观积极的活动，促进有利场因，让其中的某一种情境有更高的实现概率。例如，如果我们追求“增强的人力资本”策略，为“价值流域，职业新物种”的情境创造条件，未来智能技术不仅不会消灭人类，而且能够解放人的局限性。

伏尔泰说，工作能祛除三项邪恶：无聊、恶习和依赖。在跨入智能经济大门的当口，我们要严肃地思考智能经济对就业的影响，并要求智能创新同时增加自然人的就业机会。为此，政策制定者要思考下面的原则：

1. 智能技术应该为创造更加有意义的工作服务。例如，网上教学的技术解决纯记忆性质的课程内容。它还要精进解放教师的表达能力和表演天才，让学习更有趣。

2. 办公室自动化与工作场所的人文设计相结合，让工作更美好。自动化要避免泰勒制度的陷阱。泰勒研究工作流程，让人适应机器。智能经济要反其道而行，让机器适应人的工作习性。

3. 智能软件要平行设计人工操作的替代程序，实施智能电脑和人工头脑双轨制控制方法。机器进步应该与人的成长保持同步。双轨制不仅为了保障人的就业机会，也是对智能机器系统的危机管理。

4. 公平估算家庭劳动价值。它应与获取工资收入的就业劳动受到同样的尊重。例如，对家庭劳动的种类及它们对社会的贡献做全面评估。让社会认可，家务也是重要的政务。

5. 未来，自动化和智能机器化在替代人工的同时，也要有新就业机会促进计划。伐木业有植被再生要求；矿产业要遵守生态复原的法规。同理，对就业，政府也应该有再生保护政策。这样的要求只会让智能技术产业更加人文，刺激他们跨界创新能力。

6. 对于能创造更多自然人就业机会的工种，监管部门的限制越少越好。过去，各种的行业资格要求人为提高就业门槛，打击人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现在，减少营业执照和执业资格要求正成为美国各州的新政。

7. 让大学成为终身再教育的中转站。基于年龄自然成长的教育计划需要改变。任何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回到教育机构，重新整理自己头脑中的“活件”，再出发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丹麦的学位教育、学徒教育和兴趣教育三位一体，值得各国学习。

8. 推动“工资不高，保障不少”的政策。工资不高，企业则愿意雇佣人工，提高就业率。社会保障不少，人们就不会因为低工资而陷入贫穷。

9.“影响就业率”可以成为对智能技术的一项社会评估标准。同等条件下，“提高就业率”的技术应该获得优先发展权。

在布达佩斯的皇宫山上，有一段无用的“冬墙”。它是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Franz Joseph I）为解决冬季失业贫困而制造的就业机会。对亚洲国家制造就业的政策，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不以为然道: 给（工作的）铲子，不如给（吃饭的）勺子。经济学家只知道效率。政治家懂得就业不仅为吃饭，还包含给生命尊严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