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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声明，表示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被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自此之后，SDR、篮子货币等新鲜词汇时时见诸报端，连带着拉加德老太太的香奈儿套装和爱马仕包包一起，被国内新闻界围观了一整年。终于，这只久闻其声的靴子在今日如期落地。

不过在临近“入篮”的这几个月中，离岸市场却草木皆兵：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频繁，超出市场预期；9月下旬隔夜香港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一路飙升至历史第二高值，立即被解读为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最后的战役”；甚至有报道称十一之后央行将“容忍”人民币自由贬值以满足IMF对篮子货币“可自由使用”的要求云云，各类传闻，不一而足。

如今“入篮”已成，人民币前景究竟会如何？央行是否会真的放开干预，容忍人民币贬值？为此，我们采访了彭博(Bloomberg)经济学家陈世渊博士。

一张“国际荣誉证书”

SDR是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的缩写，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SDR货币篮子过去只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于2016年10月1日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其中。货币的权重各不相同，美元权重最大，为41.73%；人民币的权重是10.92%，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权重则分别为30.93%、8.33%和8.09%。

IMF每五年对篮子内货币进行一次审核，但是调整却很少见。历数其发展史上的重要货币变动，一次是1981年的删繁就简，将篮子中16国货币换成美元、英镑、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5种。另一次是在1999年，欧元诞生取代了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篮内货币从此变成了4种。这次人民币加入其中，是其又一次重要变动。

陈世渊博士表示，人民币加入SDR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建意义深远。2008年后国际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动，美元的“第一储备货币”地位虽犹在，基础毕竟没有以前那么稳固。全球市场需要新力量的加入，逐渐起到辅助美元、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将来整个国际经济极有可能是‘G2’格局，一个是以美元为主的发达国家，另外一个则是中国或者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市场。如果有一天在G2的格局中，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SDR将会在体系中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就现阶段而言，SDR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SDR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69年设立。熟悉金融史的小伙伴不难发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一众国际大佬们为风雨飘摇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焦头烂额：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军费开支庞大，通胀愈演愈烈，美元因此急剧贬值，连带着全球金融体系也运转不良。SDR设立初衷就和美元危机有关：既然靠一种货币撑不住场面，那我们就设计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组合来做“替补”，于是就有了如今的SDR。

然而之后的几十年中，这个“千年备胎”始终未能取美元而代之。如今美元依然是全球第一大储备货币，约占64%，欧元次之，而SDR在各国的实际外汇储备货币仅占约3%。

“目前确实很少有投资者会根据SDR配置他们的外汇储备或者国际资产”，陈世渊表示，“SDR更像是一张荣誉证书，代表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可，对中国的经济地位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认可。”

此消彼长：

国际化的驱动力转型

当然，中国汲汲于这张“货币精英俱乐部”的入场券，并非要一份荣誉和认同这么简单，更在于配合“一带一路”，为人民币下一步的国际化发展谋求国际背书。

初期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有二：人民币升值和中美利差。然而，如今这两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动力”正在消失：2014年之后，央行多次降息降准，中美利差越来越小；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双向波动明显，升值利好也不复存在。如此一来，国际化进程自然欲振乏力。

好在东牵亚太、西连欧洲，被主流媒体称为“筑梦空间”的一带一路已经形成一定的国际共识，也被大多数投资人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阶段。

“一带一路是什么呢？是中国的资本、企业走出国门，为周边国家建设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收购国内所需的基础企业或原材料企业。而这些实业行为需要资金支持。” 陈世渊表示。

他认为，过去几年的人民币国家化一直只是“金融体系空转”，离岸市场利用利差和升值优势，用持有的人民币做一些无风险套利。现在通过“一带一路”，人民币能够在相关国家落地生根，服务于当地实业以及基础建设，显然更有利于长远的国际化发展。

长期走势：

改革成功可期，汇率上行有望

不管加入SDR到底有多么“利在千秋功在当代”，市场对它的最大担忧始终和汇率有关。

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出口贸易、资本外流大致呈现这样的关系：如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大体可以促进出口增长1个百分点，但同时会刺激43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

所以央行之前的汇率稳定政策似乎无可厚非。

但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早就告诉我们：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

近年来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速度加快，整体的资本流动在GDP的占比已经将近5%，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种种迹象均显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输出”时代。

资本流动自由的大势既然不可逆转，剩下的二者就不可得兼：央行在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中需要牺牲一个。陈世渊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更倾向于保持货币的独立性。前几年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令央行无论是在热钱涌入时要控制货币总量，还是在经济下行时注入流动性时都受到汇率政策的“绑架”，十分被动。

央行今年的确也释放出汇率市场化信号，并表示日后的汇率政策将更为弹性。这引发了市场对SDR的担忧：一旦入篮是否会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造成大幅贬值？

陈世渊对此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人民币在今年之内相对会比较稳定，而“入篮”则正是保持其稳定的重要限制性因素：“如果人民币在今年内出现较大的波动，会令国际社会对它成为SDR篮子货币产生种种怀疑。” 因此决策者不会让人民币在刚一入篮时就大幅贬值。

同时他也承认，人民币在今后的两到三年内仍处在一个较大的贬值压力之下。不过与其等日后被动贬值，他认为还不如早日寻求主动：“大多数投资者都认为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很大，但只有真正放开之后才会知道到底能够到达什么程度。有些国际经验表明，如果被动放开，一些国家的货币贬值可以到50%以上。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做得早，应该可以比较有序地实现人民币的汇率改革。”

当然，贬值并不会长期持续。如果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同时汇率改革成功的话，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可期。

说到底，汇率终究会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基本面的最忠实的反映。

陈世渊博士

彭博驻香港经济学家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中国厦门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负责中国实时数据分析、为彭博简报撰写中国和亚洲经济研究报告。

曾就职于西班牙对外银行，任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在国内外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和经济论述，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