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让人们很容易地将这个南美国家的首都波哥大与毒品、帮派和暴力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波哥大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搞怪的城市管理手段。

在波哥大，与毒品走私齐名的还有交通事故死亡率。也许见惯了更暴力的社会无序，交通法规在行人眼里充其量只是温柔的约束，鲜有人当真。理性的约束失败后，市长莫库斯（Antanas Mockus）使出他经典的荒诞手法。他让420位哑剧演员充当临时警察，在人流最多的路口“执勤”。对越线等红绿灯的汽车，哑剧演员佯装被撞倒地，口吐白沫，让驾驶人惊恐万状。那些任意闯红灯的行人往往成为街口哑剧的反面角色，受到喜剧般的“训斥”和“羞辱”。莫库斯还制作“公民卡”，一面是竖大拇指的“赞”，另一面是倒大拇指的“羞”。莫库斯市长荒诞搞怪的管理手段颇有成效。到他卸任时，波哥大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下降了50%。

从抑制荒诞到鼓励搞怪，波哥大多出一条国际著名的风景线：街头涂鸦艺术。60年残酷的内战给波哥大留下许多断垣残壁。它们成为艺术家投射愤怒、表达渴望的天然屏幕。内战后，城市壁画蔚然成风。它替代涂鸦，为波哥大创造出一个另类的艺术空间。很长一段时间，市政府将涂鸦视为城市的污点。警察拘捕在黑夜里涂鸦的年轻人，市政工人在白天刷洗覆盖色彩斑斓的涂鸦墙壁。2014年，市政府改变了敌视的态度，甚至雇佣艺术家鲁（DJ Lu）在代表殖民地时期的老区墙上创作“我们的土地”主题壁画。一时间，全球各地的涂鸦艺术家聚集波哥大。来自澳大利亚的“脆儿”（Crisp）和本地的“臭鱼”（Stinkfish）等人的街头杰作成为国际游客必访问的艺术景点。本来只是对街头涂鸦管理方法的调整，它却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波哥大成为全球街头涂鸦艺术的“首都”。

在荒诞搞怪上，波哥大的市政当局也不遑多让。为提高社会对妇女的尊重，市长莫库斯设计一个“妇女日”，要求男人在家料理家务，看管孩子，妇女免费参加露天音乐会，享受酒吧的酒水招待。当波哥大出现水荒时，市政府请流行歌手夏奇拉（Shakira）录制电话问候语，将全部的电话等候音换成“感谢您节约用水”。市政府还用幽默动人的宣传，请人们为市政建设“自愿增加赋税”。结果，63000个家庭真的自愿多交10%的税。在莫库斯任上，波哥大的凶杀案下降70%，家庭自来水普及率上升79%，城市下水道入户率从71%上升到95%。市政府无伤大雅的“荒诞搞怪”的管理手法不仅实现常规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还让全球城市管理者对波哥大的积极社会管理哲学刮目相看。

当人陷入不可理喻的境地时，荒诞就是精神的逃生出口。看过塞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的朋友一定记得剧终的那一幕：两个流浪汉说“好的，那我们走吧”，然后静静地站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荒诞的力量来自于令人惊诧的陌生视角，象征极端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对问题困境的喜剧表演手法。当被运用到公共生活空间，它可以产生对当事人无伤害的鞭策，给大众带来意外的惊喜。城市公共生活中充满了非原则性的矛盾，如地铁里嚼大蒜、穿睡裤逛商场等等。法律管制手段不仅成本高，还容易将非原则性矛盾上升到群体冲突。荒诞搞怪的艺术手段刚好填补这个社会管制的空白。

1980年代初，上海经常有手提录音机，身穿牛仔裤的青年骑着自行车，播放着港台音乐招摇过市。30年后，这一代人的录音机换成智能手机，马路遛车变成公园慢步。可有一样没有变，那就是高声播放伴奏他们溜达的音乐。受波哥大的启发，也许我们可以雇佣哑剧演员，随着他们高声播放的音乐起舞、唱歌、搞怪，让他们感受在公共场合“分享”私人音乐的成本。

荒诞的力量何止于无伤大雅的城市公共生活矛盾。“有一种冷，是你妈妈觉得你冷”，这样想月初的股市，便也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