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结构，到底走哪条路？

和吴敬琏、林毅夫先生商榷

陈平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学家都主张深化结构调整。问题是向什么方向调整？

结构调整的三条道路

这里有3种可能的选择：

第一条，让市场主导调三次产业的结构，走美欧东亚过去30年走过的“去工业化”老路。包括发展房地产、金融、医疗、养老等服务业(见世界银行2013，吴敬琏/ 2006，2014)。而笔者认为，市场自由化，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加大中国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或者把污染产业从高地价的沿海移到低地价的内陆，上游污染下游，效果更糟。

如果走美欧日本的老路，中国过去30年10%的高速增长，将可能在10年之内降到5%的水平，有可能陷入拉美国家的“依赖经济困境”，而非表面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均土地、能源和水资源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不仅远低于美欧俄国，而且低于印度。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不可能用西方农业的规模经济或日本工业的出口经济来解决多数人的稳定就业问题。

第二条，由经济外交主导，调过剩产能的出路。吸取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资本输出和购买资源的经验，利用中国充分的外汇储备，收购国外的资源，投资国外的基础建设，出口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林毅夫/ 2012)。如果目前“一带一路”的外向型战略能够实现，估计中国会保持20年制造业的繁荣，经济增长率可能维持在5%～7%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两大不确定性。

第一，假如国外投资可以顺利进行，参照德日战后崛起的经验，中国在20年内将面临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人口年轻大国的崛起，会有比今天美国更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国内目前的竞争优势未必能够保持。

第二，中国目前缺乏全球布局能力，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中如遇到种种麻烦，增大中国的投资风险。尤其是中国铁路网的延伸，如经过南亚、西亚的动乱地区，会有比西欧更严重的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中国的西部和西南地区，恶化中国西部的安全格局。在世界格局动荡的时代，与其补贴制造业出口，不如补贴制造业开放内陆，须知中国本身就是“三个世界”，不是地区均衡的发达世界。对外经济外交必须评估地缘政治风险，对友好国家、动荡国家、敌意国家要区别对待，不能只顾资源或市场。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有第三条道路，就是由长远战略规划为主导，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使制造业持续高速增长，结合国内的国土改造而非出口导向为基点。

如果把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拓展为西水东调、国土改造、城乡对流、分区发展，并建立“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史正富/2013)，来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则中国至少可以维持30年的高速增长，速度可能在8%～10%之间。在国土改造的基础上，再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的输出，就稳居世界的制高点。

笔者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在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一带一路”的第二条道路。

再造中国路怎么走？

西方和东亚的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结构演化受市场拉动，一定追逐短期利润，损害生态环境的长期利益。要克服西方模式造就的生态危机和金融危机，必须用远见政府的长远规划，引导市场的长期投资，才可能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和印度、巴西、俄国、印尼等发展中大国相比，中国的优势在温带气候，劣势在缺乏资源，所以必须依靠人民的竞争力和科技发展。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的劣势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布局，优势在语言统一，有中央集权和区域协作的传统。所以，中国有可能在结构转型上克服旧有利益集团的反对，优先发展绿色经济。

1. 西水东调和新能源是再造中国的龙头

目前，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生态限制，尤其是水资源的瓶颈。建议中国制定20年与50年发展规划，要求各届政府分期实施。认真研究从西藏南部往黄河、长江源头调水的系统工程方案，和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古干枯湖泊并利用风能淡化海水的方案，彻底改变中国南涝北旱的局面。

2. 发展社会统筹下的市场调节，鼓励非营利的社区建设

市场主导的经济布局违背生态规律，必须由政府规划引导。中国沿海老龄化直追欧美，高地价导致教育成本大增，不仅加大城乡和区域差距，而且将损害沿海重点大学的研发能力。

中国的发展布局应当划分为3个区：工商业主要留在沿海区，大量的行政、养老、大学、医疗机构应当从沿海迁往内地，避免工业污染从河流中游污染下游，同时也降低沿海地价，保留沿海制造业的竞争力。中国区域高度不平衡，不可能实行西方模式的全球化，因为中国的3个地区“不是平的”！

中国问题的焦点在地区与部门利益的矛盾。解决电价与煤价的矛盾，可以试验煤电联营。原有的工业部体制有产业政策的优势，国企划归国资委按资产管理，强调保值增值的目标，忽视的是产业升级。不如按产业集群组建大学基金会，对研发、生产、营销、兼并进行综合经营，还可减少收购海外资产时西方对国资的障碍。

中国目前启动的金砖发展银行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加上未来可以建立的上海国债市场，可以有效制衡美元霸权，抑制国际投机资本，发展新的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要用新的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来改变未富先奢的社会风气，根治腐败的社会土壤。大众媒体必须把教育功能置于商业娱乐之上，才能维护社会公德，建设学习型而非消费型社会。

区分创新性和寄生性的财产收入，分类征收累进财产税，累进遗产税和奢侈消费税，奖励民间的非营利公共事业，解决市场经济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

中国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指标体系，修改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英式的圈地运动，也不可能发展美式的超大农场。中国应当保留大约半数人口居住在乡村和小城镇，但多数可以从事非农产业，同时鼓励城市退休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在乡村有第二套住宅，从而形成城乡对流、城乡互动的格局。发展城乡互补的合作经济，才能改变农民工不稳定的候鸟式打工。

所有这些结构调整，都依赖于远见政府规划下的结构布局、地区实验和市场的协调发展，依赖大规模的基础投资和科技发展，绝非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刺激消费可以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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