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哲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世界顶级学术刊物《管理评论》副总编、复旦EMBA《动态竞争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教授

动态竞争理论创始人陈明哲教授再度接受“复旦商业知识”（FBK）专访，提纲契领他的另一重要理论“文化双融”，并追本溯源，分享最新学术思考：当下不应再谈“国学”，而应提倡更大格局的“夏学”，即复兴由孔子集大成的中国学问之“原儒”或“元学”，并应用于企业家的个人修为和管理实践，做到“体用不二”，培养同时追求专业成就与人文关怀极致的“双融”人士。

“执两用中”的现代版本

FBK：您创立的“动态竞争理论”被公认为是过去20年里国际管理学界出现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而您曾进一步指出，“动态竞争”是“文化双融（Ambiculture）”的一个典范。那么，对于您所开创的另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更根本性的理论——“文化双融”，能否概括一下它的核心内容？

陈明哲：用最简单的白话讲，文化双融就是“执两用中”。中国古代对大舜的德行最为推许，“舜其大知也与”，《中庸》里孔夫子对舜的评价，“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遏）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就是“中道”，中国的“中”字从这里出来。所以，简单来讲，“文化双融”就是“执两用中”的现代版本。

我讲的“文化双融”，其中“文化”这两个字，并非西方传统讲的国家文化和种族文化；这个“文”字，其实是中国传统讲的“经天纬地曰文”，只要跟人事有关的，都跟“文”有关。这个格局就拉得很大，不只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还有传统与现代、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专业与人文，甚至于讲家族化管理跟专业化管理，或者是制造业跟服务业……感觉上好像是彼此之间对立的、但事实上两者各有各的长处，所以“文化双融”的基本观念就是怎么样把两个看似对立的东西，第一步从“either…or…”的关系，或者竞争或者合作的关系，调整为“both…and…”，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第二步，从这两者之间，把竞争中体现出来的好的东西跟合作中体现出来的好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西方人讲“竞合”，其实还是认为竞争是竞争，合作是合作，只是两者可以同时并存；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里，两者其实是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谓“竞合相倚”。

“国学”把中国人的学问讲小了

FBK：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您怎么看待中国企业界近年来的“国学热”？比如一些企业家会每天早上带着员工背诵《弟子规》，还有的会在厂区内建一个有孔子塑像的“儒学学堂”等等，您觉得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他们的企业管理吗？

陈明哲：我其实是从“西方”过来的，看“国学”可能跟国内的人角度不一样。第一，现在很多人讲国学，太过利益导向。有些人是把国学的东西当作道德规范，每个国家的企业都需要道德规范，孔子讲过“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当下中国讲国学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让中国的企业家知“止”，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基本规范在哪儿。西方人理解的“止”的意义，是“敬天畏人”，宗教给他约束，还有法制观念很强。中国过去是用儒家观念来约束，但如果现在把它当成一种礼教来搞的话，我是不赞成的，已经过时了。

第二，我会从另外的角度看所谓的“国学”或者“西学”，我把它当成一个战略思维，里面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样“双融”的观念就进来了，对解决企业的问题，短期有帮助，长期不妨害，能够兼顾到短期和长期。

坦白讲，在当下这个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再谈“国学”。因为“国学”其实是在清末民初对“西学”的一种反动，觉得说我们中国要有“国魂”，所以必须保持这些传统的东西，只要是传统的都是好的。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有一句话讲得最好：“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讲“国学”其实把中国人的学问讲小了。

现在因为整个中国的再崛起，有这个时代背景，我要讲的是“夏学”，华夏之学，这跟国内讲的“国学”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整个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第二，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西方也碰到一个大的瓶颈；第三，其实现在西方也在反思，怎样找到人类学问的共同源头？像法国的学术界就在问一个问题：当初西方如果不是走拉丁这条路，而是走希腊这条路，现在的世界会怎样？其实希腊的整个思维方式跟中国传统上很接近，是比较融合的。拉丁这个系统则完全是科学式的思维，一分二，二分四，分到最后不知道怎么抓回来。

夏学是未被污染的中国“元学”

FBK：台湾“夏学宗师”爱新觉罗·毓鋆先生是您创立文化双融理论的东方导师。学界对毓老的境界有一个简要的评价——“以《春秋》公羊学之‘微言大义’为用，以《大易》为归，贯彻群经”。那么，您能否简单归纳一下何为“夏学”？它的核心脉络与理论框架是什么？毓老对您最有影响的观点或者启发又是什么？

陈明哲：毓老师对我是到骨头里的影响，不是说哪一个学说、理论，我觉得那都把中国人（的格局）说短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复兴“夏学”）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要用毓老师当初骂我的一段话，他说你们是“既没有吃过肥猪肉，也没有看过肥猪走”——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叫做“古人”；而且中国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向用文化来决定何为“中国人”，而不是用种族、地域来决定的，所以才会有“（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个说法。

其实西方跟东方最大的区别，是对学问跟知识在根本上看法不同。中国的学问一向是讲“学行合一”，你讲的不算数，要做的才算数。人家问孔夫子，你弟子里面哪一个最好学，孔子说是颜渊，“不迁怒，不贰过”，这跟学问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句话就代表说，你讲再多，都没有用，是一定要做的。 我去年8月份在美国演讲，刚好稻盛和夫的一个助理在下面听，事后透过我哈佛的一个同事，表示听了演讲后哭了，他说一个东方人有勇气在西方的场合，把中国人的观念给讲出来，太难得了，就和我联系，希望能够安排我与稻盛和夫见面。稻盛和夫其实是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但你们知道么？子路才是全世界最早提出“知行合一”的人，《论语》里有句话叫“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又闻”，意思是，我今天答应的事一定要全部做完。东西方这方面的差距很大，毓老师最主要是让我知道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他常说“你学问再好，你有本事不要在教室讲，到外面讲去。”所以，中国的学问是非常入世的，跟西方的知识是象牙塔里的很不一样，当然这跟他的神学体系有关。而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所谓“宗教观”，都是可以用夏学体系解释的。

当前为什么讲“夏学”？几个简单的理由：1）夏学是中国学问的源头；2）夏学代表的是中国最干净、没有经过污染的学问。中国的学问已经被污染了两千多年，从禹的时候就开始了；3）夏学等于是“原儒”，原始儒家，跟后来“九流十家”的儒家是不一样的；4）夏学抓的是人心人性，就是本心本性，这就是为什么夏学有它的普世性。

FBK：刚才您讲“中国的学问被污染了两千多年”，这个如何理解？

陈明哲：举一个小例子：《孝经》里讲“夫孝，始于事亲，终于立身”，汉武帝时汉儒为了巴结君王，加了一个“中于事君”。毓老师讲得很直，第一个观点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害死了儒家；第二个观点讲得更过火，他说董仲舒最多只是“汉朝的看门狗”。不过董仲舒有一本书《春秋繁露》是我最喜欢的。毓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观念就是：《四库全书》是对中国学问最大的“焚书坑儒”！之前的历代君王也都是“欲焚愈修”，明明是借机“焚书”，却说是在“修书”。

FBK：所以您提倡“夏学”，就是要对中国的传统学问正本清源？

陈明哲：正是！孔子是“夏学”的集大成者，他集的是尧舜时代的学问。有句话叫“至于禹而德衰”，到禹以后，中国的学问根基就断了。当然，禹对中国的贡献很大，第一他治水有功，第二他治国辛劳，用现在的话讲，首创治理国家的“KPI”,他自己则累死在会稽山。但他首开世袭制，尧舜时代是“传贤不传子”，“天下为公”的观念到了禹以后就被彻底破坏了。中国其实很可惜，有那么好的东西，没有传下来。

说到《大易》跟《春秋》，这个一定要世承师说，因为所有的东西是“意在言外”。在君主时代，你把你想表达的东西讲明白，是要被杀头的。所以包括孔老夫子在内，都只能是“微言大义”。学校里一般讲孔子是“忠孝节义”，其实他最“革命”；大家都讲他追求的是“复周礼”，其实他一生的思想经过“三变”：第一变，“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我要以东周作为我遵从的对象；第二变，“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意思是那时候文化已经开始衰败；第三变，“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意思是如果东周不对的话，我一定要革他的命。所以他自己本身的思想也是在变化的。但当时在君主时代，必须要微言大义。

现在我们讲的“夏学”，我把它当做是中国的“元学”。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变一为元”，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一”跟“元”其实是一件事情，“一”就是用，“元”就是体。所以中国才会讲元年、元代、元首等等。“元”其实就是抽象的“一”。“一”有端，“元”无端，中国人的智慧是讲“终始”之道，周而复始。“始终”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

FBK：中国的道家也讲“循环”，讲“无始无终”，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陈明哲：比道家的境界高。道家讲“一生二，二生三……”，就没有想象的空间了。其实刚开始是不分什么道家、儒家、法家的，孔子还曾经问道于老子呢，那些学问派别都是后人给贴上的标签。我们现在研究“夏学”，法家的东西也是要看的，那个比较工具化，硬梆梆的，但比较接近西方。

“双融”需要无止境地行践

FBK：您的西方精神导师是战略管理研究大师威廉·纽曼（William H.Newman）先生。他特别强调企业管理中的全局观和调节资源的能力。您觉得他对您启发最大的思想或观点是什么？

陈明哲：他对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中国思想的跨国界。我觉得他比我认识的99%的中国人还中国。（笑）他其实是非常“中道”的一个思想。具体的例子：第一，他重“行”，他对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有过非常实际的帮助。他是1984年最早来中国开管理培训班的四位美国教授之一，那时是在大连。第二，他教授的方式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的启发式。我1997年到上海，在和平饭店，碰到两个沃顿的校友，知道我与威廉·纽曼是忘年交，两位老先生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把1943年威廉·纽曼教他们的第一堂课全给背出来了，好可怕！1943到 1997，50多年啦，也就中国学生能做得到这种事情。（笑）第三，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想得很长远，是讲“永恒”的。这位老先生到92岁过世前不久，还跟我同时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了四天的课。他是贵格教徒，非常中道和平的那种，他最后关心的是贵格教未来60年的教育政策。这位老先生87岁到印尼；88岁到西藏；89岁到丝路；90岁上北极，一个人去，还要办8个国家的签证。我问他到那里干嘛？他说全世界40%的石油在那里，我想去看看。现在全球暖化，北极的战略意义凸显，可见老先生的预见性！更重要的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告诉我美国要出大问题，这就是2008年我们看到的世界金融危机。

我在两位中西方的大师身上看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双融。回到刚才讲的，“元”字其实就是源头，本原，元—原—源，这三个字其实是通的，所以“夏学”就是元学，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它有普世性。所以中国如果要对世界有贡献的话，这就是最好的贡献。

FBK：您认为国际管理学研究的趋势是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西方遇见东方”。在历史上，《孙子兵法》、《易经》、禅宗以及儒家理论，很早就对西方管理发生过影响，或者通过日本管理实践的理论总结对西方现代管理发生过影响。那么，当代“东学西渐”要重新从中国出发的话，应该秉承怎样的路径？

陈明哲：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在行践方面做得很好。比如说，EMBA就是非常中国特色的管理教育，其实西方是以本科或者MBA为主，EMBA为辅。中国这些企业家们，本身生意已经做得很好，再返过头来读书，经由这批人行践的成果，再加上中国老祖宗的智慧，结合在一起，应该可以创出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对世界有影响的管理知识体系。

西方的一些观念，可能跟他的宗教传统也有关系，我叫做“绝对的价值观”，对错分明；中国最大的智慧就是任何事都有正反两面，而如何取得平衡点，又跟时间有关。在全球化的过程里，西方有一个“最佳管理实践”的迷思，其实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不管企业或者个人，这都是一辈子追求平衡的过程。我去年8月份的演讲，题目是“Being Ambicultural”，但最终版本是“Becoming Ambicultural”，一字之差，意思差很多，“being”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呈现，而“becoming”是一个无止境的动态过程，与中国“苟日新，日日新”，也就是“与时俱进”的观念相通，“好”总是相对的。像毓老师这样能够活到106岁，教书教到人生最后的阶段，这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意志力？这个过程是经过怎样的变化？包括我自己的认识和想法，也是在不断调整的。

“体用不二”与秉持“王道”

FBK：有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学习文化双融，就是要“以道（华夏智慧）驭术（西方制度管理）”？您认同这种说法么？这和困扰中国学术界100多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主张，有何区别？

陈明哲：我很喜欢熊十力先生“即体即用，即用显体，体用不二”的思想，所以才会讲管理是“调和鼎鼐”。我把管理看做四个层次——文化与哲学为最高，往下依次是系统化知识，经验与案例，应用性工具为最底层。西方的工具很强，系统化知识很强；中国有很多哲学、很好的观念，但飘在那里。

前阵子国内有人采访我，问我迈克尔·波特的管理咨询公司Monitor Group是不是倒闭了，他就是想让我讲出来这也代表了波特“五力竞争分析模型”的破产。这句话我绝对不会说的，这是两码子事儿。波特的东西没有文化，他讲战略而不谈文化，这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是不可思议的。战略、执行最后一定要拉到文化的高度。我们先不要去分“道”和“术”，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先从工具开始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拉到最高。例如，Robert Kaplan的平衡记分卡，大家都关注它作为工具的应用，但很少有人去想它最高层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我们一般都不做这种事情，从工具拉到系统化就停在那里了，这样不好。微软有一个“双重职业路径（dual career path）”，一条路是管理系统；一条路是研发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可以做到职位很高，但是下面没有人，没有管理。后来微软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种管理观念在中国行不通。像我妈妈，会说我“你同学都做台大校长了，你还是个教授”，我没法跟她讲，这其实就是dual career path。

一个好的观念，在用的时候如果没办法落地执行，那就是空的。所以我才会强调“文化、战略、执行”这三环一定要穿在一起，这方面我受到熊十力先生的影响，就是“体用合一”。

FBK：您和陆雄文教授联合创立的“夏商”项目，我看到资料上的一个宗旨表述，是要培养“内圣外王”的当代企业家。“内圣外王”一直是儒家关于国家治理的最理想状态，当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四个字？在企业管理中如何做到？

陈明哲：还是先回到“培元”，企业要先把基本功练好，就不会怕环境的变化，不会为扩张而扩张，会很自然地待本身有一定实力后，再往外发展，这就是企业的“内圣外王”。我现在讲“夏商”也好，之前做“王道薪传”的培训也好，最常用的一个企业案例就是美国的林肯电气。我在美国用，人家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在中国用，大家觉得是国企的代表；日本企业家讲这是日本的；犹太企业家觉得是犹太的……就是因为他抓到了“本”。本源全世界都是通的，人都有基本，需要被尊重。像我美国的同事都在讲，我管你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要有工作就好，这其实很现实。

FBK: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治理，一向是“王道”、“霸道”并用，那您觉得今天在企业管理中霸道还能不能用，怎么用？

陈明哲：有些人把“王”、“霸” 当成 “经”与“权”的关系。“霸道”不是无道，春秋时代成为一方之霸必须“信立而霸”，霸道是以力假仁，至少要做到诚信的标准。一种有争议的论点是把霸道做为一种手段、王道当作一种目的，权变是一时的，终究还是必须回归常道；最怕的是走上了霸道这条不归路后，就回不来了。从更大的战略思维，我觉得，如果一直有王道的思维的时候，会逼着你想出一些看似“不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个人遇到过很多这种例子，心里一定要有一个限制，明白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这就是孔夫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矩。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指天人合一，为什么能做到天人合一？因为有“公”的观念。为什么会有“公”的观念，方法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此前已经做到了“四十而不惑”，不惑于欲。中国最大的迷惑就是这个“欲”字，欲太多，庄子讲“嗜欲深者天机浅”，这句话反过来就是“嗜欲浅者天机深”，四十岁经过这个坎，把“欲”搞掉了，到五十就会看透，回到大自然。所以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观，其实就是自然。把人和自然结合在一起，人是一个小宇宙，世界是一个大宇宙，就能每天活得很快乐。

舍最取中，回归根本

FBK：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中道”是文化双融的核心价值。但我注意到您在一个归纳文本里有这样的表述：“东方与西方各有独特的优势与劣势。对专业人士——无论是企业经理人还是管理学者——来说，关键都在于取其最优、而避其最劣。”那么，这个“最”字，是否本身就与“中道”的价值取向有所矛盾呢？

陈明哲：好问题！西方追求所谓“专业的最大化”，经常为了追求这个最大化，把人文的基本给搞掉了。现在全世界的领导危机，就是出在大家都在追求专业上的完美，而牺牲掉人文、人本的核心东西。这段表述，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我为了让西方人明白，借用了“最”这个词，但并不是这个意思。就像佛经所说，我只是借这个词语或概念，但我不是这个意思。

FBK：您提出，理想的文化双融专业人士应该“尽毕生之力同时追求专业成就与人文关怀的极致”。那么，您认为世界范围内达到这个标准的企业家有哪些？在中国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企业家或具有这样潜力的企业家？

陈明哲：西方搞社区银行的尤努斯，香港利丰行的冯国经与冯国纶，他们都是“双融”非常好的代表。国内的话，我觉得柳传志、任正非就不错。去年8月份我邀请海尔的张瑞敏到国际管理学年会演讲，他讲的主题就是“没有领导人的领导”，这其实跟林肯电气“集体创业家”的观念是一样的，就像《易经》里所说“见群龙无首，吉”，我们现在以为是很先进的东西，其实只是回归到了最初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