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毫无疑问，区块链将成为新的“风口”。

对于区块链的技术特点众说纷纭，而区块链缘何会受到中央认可，或许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去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就曾撰文，探讨“数码化的儒家”的可能性。他认为，儒家学说的核心经济学命意是区块链适用的土壤；而区块链将为现代儒家提供技术载体。

徐英瑾：区块链将为现代儒学提供技术载体

目下的中国文化重建工作，正在面临着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局势。一方面，国学的复兴热潮正在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源与学者的精力，去从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注释和传播工作；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载体的出现，又在全面地削弱各种传统的文化信息传播模式（特别是对于纸媒）的社会影响力，进而通过对于“娱乐至上”理念的扩散来抵消严肃文化的传播学效应。耐人寻味的是，国内从事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倾向于将自己的理论谈话伙伴，定位为同样属于学者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却很少顾及信息技术载体下的大众意识形态样态产生的动力学机制。

在笔者看来，这种过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态度，或许既会削弱儒家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说服力与传播学效力，亦会加高在不同专业群之间业已存在的信息壁垒。而本文的目的之一，也便是本着“消除跨专业对话壁垒”的学术初心，向读者展示激活传统文化资源应对新技术时代的可能性，由此甚至为一种具有“数码化的儒家”（digitalized Confucianism）色彩的新技术路线的发育，提供思想层面上的预备性讨论。

在本文中，笔者的讨论将聚焦于“数据隐私权”的问题之上。笔者将试图指出，儒家学说的核心经济学命意，乃是将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数据管理权尽量锁定在宗族层面上，而与之对应的“秦政模式”，则试图通过对于上述数据的透明化而建立起古典时代的“大数据管理模式”。因此，与一些自由主义者对于儒家“压抑私营经济主体之自主权”的指控相反，古典儒家（特别是汉儒）或许恰恰是通过了某些复杂的“费边战术”来为宗族层面上的“数据隐私权”提供了特定的保护措施。

虽然很难说儒家的这一数据隐私保护措施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始终是正面的，但是面对当代世界的个体隐私权全面受到大数据技术威胁，基于宗族意识的儒家隐私观，在经历了对于“宗族”概念的现代化解释之后，或许能够有力地补充基于个体的西方自由主义隐私观。而小数据技术与家用机器人技术的结合，以及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合理运用，则可能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为上述儒式信息观的复兴提供切实的技术载体。

从信息技术的眼光重新理解儒家的核心经济哲学思想

至少从表面上看，儒家学说并不以经济学问题为立论核心，而以伦理道德问题为自身第一聚焦点。不过，按历史唯物论原理，道德问题实际上就是对于物质资源的分配次序问题（换言之，物质资源的“合理”分配形式即“合道德的”），因而所有的道德问题，无论其有多抽象，依然无法在脱离物质根基的前提下而被空泛地谈论。按照这个眼光去重新审视儒家学说，我们就不难发现：先秦儒家学者对于西周政治制度的复古式眷恋，实际上就蕴含了其对于理想经济资源组织方式——特别是“井田制”的希冀。

以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对于井田制的经典描述为例，在井田制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虽然关于井田制在西周的实际践行情况，经济史家尚且有一定的争议，但是根据这段文字描述本身，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井田制实质上是在私人经济资源与公共经济资源之间的一种妥协方式：从空间维度上，每八个家庭本身都占有九百亩土地中的一百亩，因此，作为“公田”的最后一百亩土地并不占据土地面积上的优势；从时间维度上，任何一个家庭都需要将耕作公田的时间资源的优先性置于耕作私田之上，以最大程度地防止“公共资源管理受漠视”的情况发生。这也就是说，井田制乃是时间资源配置方面 “以公为先”的原则与土地资源配置方面“以私为先”的原则的混合体。

孟子的这种复古式经济学理想，显然包含了某种对于与经济运作相关的数据资源的某种克制态度。具体而言，孟子既没有提到划分井田的具体量化原则（比如，户口多的家庭是否有权分得更多的份额），也没有提及各个家庭在耕种公田时的劳动强度与各自的劳动配额。

而从逻辑上看，倘若他真的作出这个规定的话，那么井田制的外部描述者就需要对各个家庭的基本数据（人口构成、能力差异）进行全方面的采集。而孟子本人之所以对家庭运作与资源的具体分配如此不关心，恐怕并不是由于其原始语录的散失等偶然原因，而是得缘于儒家对于“礼”的看重。其背后的深层理路如下：

如果儒家所说的“礼”本身可以被视为宗法社会内部对于人际关系的一种软性调节机制的话，那么附着在“礼”上面的情感因素就可以为特定道德语境下经济资源的分配提供某种直觉性指导。由于这种直觉性指导不需要通过客观化的数据描述方式而向更高级的资源分配机制提供反馈，所以客观化的数据描述方式本身干脆就可以在这样的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分配活动中被省略了，或至少被大大简化了。而井田制，恰恰便是这种简化的产物。

从历史唯物论角度看，儒式经济学运作的这种“小数据化”特征，实际上是以宗族经济自身的强大为其逻辑前提的。

不过，这一前提在西周封建制稳定运作的社会环境下或许还能成立，却在东周春秋战国的新社会环境下慢慢失效了。然而，先秦儒家对于历史唯物论原理的这种隔膜，并不意味着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其对于经济数据隐私权的诉求乃是完全不合理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政治经济学诉求，就是反对资本运作的普遍逻辑对于感性劳动的奴役，并由此完成“横向经济管理”对于“纵向经济管理”的逐步替换。很明显，在一种典型的“横向经济管理”模式中，对于高级纵向管制系统提供经济运作数据的必要性会被自然地取消，因为这种纵向机制自身的机能都已经被削弱了。而儒家对于纵向数据控制权的强大保留态度，恰好在这个向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有些类似（请参看《论语·卫灵公》中的下述文字：“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这里的“无为而治”不妨可以被理解为纵向管理权的最小化）。

此外，儒家的井田制理想虽然带有浓重的小农经济色彩，但这也未必就意味着儒家对于农业生产之外的工商业活动的全面否定。更确切的表达应当是这样的：儒家虽然一直带给世人以倡导“农本商末”的思想面貌，但这仅仅意味着儒家试图在伦理规范的歧视等级中将商业逻辑置于亲情礼教之下，而并不意味着儒家赞成将商业活动纳入全面的官方管制之下。也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作为儒家史学家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才以这样的口吻来劝诫统治者：“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换言之，统治者要通过对于民众商业活动的宽容以及相关经济利益的放弃来获得道德优势——而从逻辑上看，这种放弃显然意味着对于与商业活动相关的数据资源采集权的放弃。因此，儒家对于商人的道德鄙视与对于商业活动的“民营”性质的锁定，在逻辑上恰恰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这种貌似奇特的立场组合甚至使得他们或许也不可能去赞同日后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所执行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政策——因为从儒家的立场上看，经典重商主义所要求的集中国家资源以换取贸易顺差的做法，必然带来统治者的全面道德败坏。

在儒家所生活的时代，与其真正构成竞争的经济资源分配原则其实是来自于法家。

具体而言，秦汉帝国的核心经济资源控制政策——“编户齐民”制度——在实质上便是对于全帝国范围内的最基本经济数据（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控制。从目前出土的《居延汉简》等地下史料来看，西汉地方政府对所辖地官民的姓名、相貌、户口人数、子女人数、住宅价值、牲畜数量都有详细记录，并定期向上一级政府机关汇报，以利于各级政府根据这些数据组织人头税征收工作。同时，武帝时代开始的盐、铁专卖制度，亦使得诸如盐、铁之类的重要经济资源的运作，全部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由此使得掌握了这些数据的政府能够利用信息优势获得超额经济利益。很明显，这样的举措对儒家所希冀的“以宗族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巨大的打击：

第一，编户齐民使得宗族内的经济运行数据信息变得更加透明，而使得宗族家长无法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并由此失去道德权威；第二，盐铁专卖制度使得大商贾无法通过非官方的商品流通渠道积累财富，由此壮大宗族势力。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就用现在的术语，将秦汉帝国运作的秦政逻辑，称为某种原始版本的“大数据主义”。

如何打造“数据化儒家”的技术路线

这里所说的“数据化的儒家”，其核心命意，便是通过合理配置现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社会组织手段，以尽量逼近儒家理想中的经济社会组织形式（譬如是井田制的某种现代化变种），并依托于这样的经济-社会结构，建立起更高级的德性熏养机制。很显然，上述的定义同时也预设了三个前提：第一，现代信息技术所自带的唯物论预设，与儒家自身的基本哲学立场没有本质性的冲突；第二，儒家所说的“宗族”可以在现代化条件下得到一种并非基于血缘性的解释；第三，现代信息技术的技术内涵并不能够被“大数据技术”所穷尽，而是具备了与之进行“技术对冲”的种种可能性，以便为儒家所利用。下面，笔者就将对这三个预设进行深入的说明。

一，现代信息技术所自带的唯物论预设，与儒家自身的基本哲学立场没有本质性的冲突。

先来看第一个预设。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除了来自于阴阳家与道家的思想外援之外，早期儒家并没有一个具备足够“儒家特色”的关于物质世界的独有理论，而汉儒对于谶纬学说的颇受后世诟病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又体现了儒家在“自然描述与自然解释”方面的随意态度。但积极地看，这种随意态度反过来亦说明了儒家对于西方自然科学描述体系可能的开放态度，而这一点的确也在徐光启、徐继畲、曾国藩、张之洞等在儒家背景中所成长起来的开明思想家或政治家的言行中得到了有力的注解。

按照同样的理路，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对科学抱有开放心态的现代儒家，能够完全接受对于物质生产的现代信息隐喻，并经由这种隐喻为自己的儒家小数据主义作出新的论证。譬如，他完全可以说：不同的地方性物质-知识生产单位所具有的内部数据格式具有明显的彼此不可通约性，而对于这些数据的统一化处理，反而会因为武断地规定统一的“度量衡”，而最终导致对于原始乡土信息的褫夺与忽略。换言之，与“大数据”这个词的字面含义的蕴意相反，暗含了纵向管理权威的大数据技术，恰恰会因忽略底层数据的丰富性而导致数据丢失；而与之相对应，将这种纵向管理权威化解为文化共同体内部的“小权威”的儒式小数据主义，反而才可能更有效地防止乡土数据的“水土流失”。两者之间的对比关系，或许可以通过下图得到更直观的说明。

二，儒家所说的“宗族”可以在现代化条件下得到一种并非基于血缘性的解释。

再来看第二个预设。我们知道，儒家宗族经济存在的自然前提，便是强大宗族的存在，而在现代语境中再讨论“强大的宗族”，则的确是一件颇为令人尴尬的事情。具体而言，随着我国人口的逐步老龄化进程的展开，儒家经济结构所依赖的大型家庭结构，恐怕在未来的中国已经很难大批出现。同时，现代化的工业产生模式所造成的家庭内部的空间分离（譬如在某些农村地区造成的“空巢”现象），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削弱了最小规模的家庭单位的凝聚力。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会在根本的意义上使得作为一种社会实际思想状态的“儒家”（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学院思想的“儒家”）失去得以被滋养的血缘根基。

然而，如果我们对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历史（当然这首先包括了古典中国的历史）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血缘关系缺失的情况下，对于“家”的补偿性建构方式其实一直不绝于历史记载的。譬如，古代中国皇家用以拓展起家族屏障、对抗“外朝”的基本手段就是建立宦官制度——因为宦官本身不具有将自身基因加以遗传的可能性，反而不得不依附于皇权而成为不少最高统治者最为信任的“家庭成员”；相反，皇族之间的残酷斗争往往则会削弱皇家内部的团结性，尽管竞争者之间的确是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的。而在庙堂之外，结拜或招收义子也是建立“家族替代品”的一种重要方式。

而在进入工业革命后，这样的前现代的准家族式社会架构中的某些现代变种，也依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譬如，日本近代的经济腾飞，在相当程度上便是拜企业之年功制之所赐，而年功制企业本身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就已存在的藩属经济形态的一种现代变种；而中国“温商”在改革开放后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了在现代残存的乡土互助网络所具备的快速融资力；至于目前在各西方发达国家中高度发达的工会组织，则可以被视为中世纪封建行会组织的现代化变种。

如果我们通过对于上述历史案例的回顾，以更为宽松的态度来看待“宗族”这个古老概念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现代社会中丰富的分工样态与生活形式必然会造就人群之间某些横跨血缘关系的新聚合方式，参与构成特定行业的生态结构。与此同时，经由历史积累而形成的行业内部权威则会导致一批微型权威体的形成，最终成为上述聚合体内部的凝结核。这也就是说，“宗族”这个概念依然可以在现代经济结构中通过别的标签继续维持其活力，因为人性中的一些基本参数——譬如，对于情感共同体的依赖、对于特定权威人物的依赖，以及因为类似的生产流程而产生的具体价值观——并不会因为技术条件的改变而得到彻底的改变。同时，这些新的社会聚合体对于内部信息数据的隐私性保护，则可以方便相关的经济-社会单位以最小的“本地信息损失率”来调配经济-社会资源，以此尽量避免因将本地数据上缴给一个统一的大数据处理器而导致的信息失真。

三，现代信息技术的技术内涵并不能够被“大数据技术”所穷尽，而是具备了与之进行“技术对冲”的种种可能性，以便为儒家所利用。

由此，我们的讨论就过渡到了下面一个问题：除了大数据技术之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提供了哪些技术手段，可以为打造“数据化的儒家”这一目的所用呢？笔者所给出的技术建议有如下几点：

01

激活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专家系统”

熟悉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的读者可能都知道，专家系统乃是与当下如火如荼的深度学习非常不同的一个技术发展方向。该技术方向的直观性原理是：系统内部含有大量的某个领域专家水平的知识与经验，并通过逻辑或统计学的方式推演出在特定问题求解语境中对于上述知识的迁移运用方式。与目前的大数据技术相比，使得专家系统得以运作的基本数据源来自于行业专家，其数据质量有比较高的保证，因此，其运作天然不会导致对于广大的“非专家”的隐私权的侵犯。

而就自身的伦理品性而言，专家系统所自带的“知识精英”气质明显要比大数据技术所自带的“暴民政治”气息更符合“数据化儒家”的理路，因此也更应当受到儒家的推崇。

02

合理利用区块链技术

 我们知道，区块链技术是金融信息传输的一种新方式，其特点是可以利用“分布式账本”来完成对于账本信息的“祛中心化”操作。换言之，此技术使得一个局域的信息交换网络中的各个节点可以通过对于“分布式账本”的分节点保存，最终实现局域信息加密的功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攻陷局域网中的超过一半的信息节点，否则局域网外的信息入侵者是无法篡改共享账本内容的）。毫无疑问，区块链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比特币技术，为特定的经济团体进行点对点的私密性数据传输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平台，并因此构成了对于以“窥伺所有人信息”为最终指向的大数据技术的某种对冲手段。

不过，需要“数据化的儒家”所留意的是，区块链技术本身只能成为实现儒家所希冀的现代“周政”的“器”，而非“道”。换言之，若非与良好的共同体德性相互配套，区块链技术与虚拟货币技术也完全可能成为某些犯罪行为（如洗钱、诈骗）的方便通道。此外，与上面提到的“专家系统”相比，区块链技术由于缺乏对于输入网络的信息质量的社会监察机制，因此更容易出现“鱼龙混杂”的局面。故而，对于“数据化的儒家”来说，此技术是既可用，又须慎用。

03

基于数据隐私权的家用机器人技术

 在“少子化”的大背景下，家族力量的物理基础，就不得不从生物意义上的家族成员拓展到硅基意义上的家族成员，以免过于稀少的人丁会使得家族对于某些决策的物理执行力过于疲弱。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类似于人体的物理执行力的家庭机器人的出现，就自然会成为“数据化儒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本节所提到的三个技术手段中，基于数据隐私权的家用机器人实现难度最大，因为它所依赖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对既有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图像识别技术、非确定环境下的决策技术进行全面的整合，因此需要大量的前期技术投入，并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当下信息技术所能够提供的技术积累。

笔者想特别提醒读者注意：正如前文所提到那样，上述关于打造“数据化儒家”的技术建议仅仅是在“器”的层面上被给出的，而不是在“道”的层面上被给出的。一个对技术发展抱有兴趣的真儒家，自然会寻找到能够依托相关德性熏养方案的技术路线；而反过来说，一个德性败坏的技术利用者，则会使用一些信息技术手段——无论是基于大数据的还是小数据的——来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然而，这也并不是说技术本身就是纯粹中立的。与区块链等不要求本地运行数据全面上缴的新技术相比，大数据技术所自带的“数据收割机”的功效是更明显的，因此，其与符合德性的儒式社会秩序之间的兼容指数也会更低。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笔者关于打造“数据化儒家”的具体技术建议在某些方面是有所偏颇的，儒家的道德理想与大数据技术自身的伦理性质之间的巨大张力却依然是存在的。

结语

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显然是带有精英政治色彩的，并因此很容易被一些粗心的当代人误解为是独裁专制的同谋者。但按照本文所梳理的“周政”与“秦政”之间相互博弈的大线索，作为本土数据资源的守护者，儒家可能恰恰是通过执行某种小范围内的基于亲情的柔性权威主义，来避免某种大范围内的基于帝国律令的刚性权威主义。因此，如果我们将“独裁”仅仅理解为“秦政”的近义词的话，那么，那种将儒家视为“专制同谋者”的观点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运用基于马恩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重新审视周-秦之争的现代意蕴的话，我们就会忽略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伪装下资本逻辑所起到的“秦政替代者”的作用，并因此忽略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资本收割效应。而这样的结合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讨论结果，对于当下的中国的某些不健康文化现象的滋生，也是具有一定的延伸性解释力的。从这个角度看，本文所提出的经过历史唯物论之“思想升级”的儒家经济哲学思想，其实是完全可以运用对于现实的批判的。

不过，本文所提供的关于“数据化儒家”的思想构想，依然只是一个草案。阻止实现这一草案的消极因素主要来自于三方面：

第一，传统儒学教育对于现代科技的疏离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实践这一混合式方案的人才的数量；

第二，现有的大数据技术的对冲技术（如区块链技术）的不成熟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数据化儒家”的技术落地问题面临挑战；

第三，目前大数据技术的“割韭菜”效应实在过于明显，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先验的理由认为与之对冲的技术形态能够在“韭菜被割完”之前成型并有效地投入运用。

然而，从积极角度看，这些消极因素本身并不能构成阻止我们发掘“数据化儒家”之可能性的充分理由，因为现实历史的展开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某些偶然性因素，以便为某些暂处于边缘位置的力量所利用——而貌似为大数据主义所主导的历史进程，恰好是无法自行消除这种偶然性的，却反而可能因为对于社会实在的失真性描述而放大这种偶然性。因此看来，人类在信息时代的最终命运，目前依然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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