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中华读书报》2014“年度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的宗教史和思想史、历史学、专门史及历史文献学。

时代留给葛兆光这一代人的选择并不多。

1960年代初，10岁出头的葛兆光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贵州黔东南地区，初中毕业被上山下乡大潮裹挟去苗寨呆了三年多，差不多整个1970年代先后在砖瓦厂、农药厂和供销社当工人，直到国家恢复高考，才通过考上北大回到北京。1984年从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葛兆光去到扬州师院历史系，一待就是8年。1992年再度返京入清华，又15年后，回到出生地上海，组建复旦文史研究院，操劳6年，终于在去年6月辞去院长冗务。

从1978年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这是当年北大在贵州招生的惟一一个名额）至今，从古代中国的宗教史研究到思想史研究，再到如今的“从周边看中国”，葛兆光只做了一件事：钻故纸堆。这一钻让他钻出了一部部厚重的学术著作：《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也让他的视力严重受损，历3次视网膜手术，勉强保住右眼。这样一位认真的学者，多年来以其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断思考、开拓的问道精神，向学界、学人传递着坚定、沉稳的力量。

读书报：

能否介绍下您今年的著作《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在国外获奖的情况？

葛兆光：《想象异域》这部书，获得东亚出版人协会的“2014 Paju Book Award”中的“著作奖”（Writing Prize），10月初在韩国坡州举行了颁奖典礼。获奖本身不重要，但是，让我很高兴的是在韩国获奖，说明这本依据朝鲜汉文史料，讨论朝鲜燕行使者观察中国的著作，在韩国学界也得到认可。特别让我期待的是，目前一位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教授，正在翻译这部书，希望这本中国学者的书，能够引起韩国学界的反应。

读书报：

从《禅宗与中国文化》，到中国思想史研究，再到“从周边看中国”，既反映了您治学研究的路径，也反映了您思考的路径。您怎么概括这条治学之路？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是1986年出版的，我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两年，写得很不成熟。不过，这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大背景下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复杂心情，也反映那个时代中国学者对禅宗历史与文化的矛盾看法。

有人说，我每十年学术重心有一个转移，第一个十年是禅宗与道教，第二个十年是思想史，第三个十年是东亚与“中国”，也许有一点儿道理。不过，我更觉得“形势比人强”，从根本上说，这是学术情势转移，让我个人的学术重心在不断变化：先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形成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让我一进入学术世界，就有某种对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关怀，因此，总是试图通过传统宗教史研究表达对现实的看法；接着，是九十年代的中国巨变，让我不得不沉潜于学术，通过古代思想史研究来体现自己的思想批判，试图重新理解中国这个复杂的，也是不断变动的思想世界，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然后，则是面对中国在东亚的处境，研究这些来自周边、国际和内部的重重困境，究竟它的传统背景和历史渊源是什么？也希望反思，现在对我们这个“中国”，究竟应当怎样来重新认识？

读书报：

您曾说过，思想史研究要在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要能够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您认为您开拓的“从周边看中国”是对应了哪些现实问题？此一领域的研究对于观照今日之中国与周边又有何现实意义？

葛兆光：可能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关民族、疆域、宗教、国家和认同等等，是国际学界特别关注的话题，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就是在针对这些话题发言。但是，为什么是“周边”？第一，当然是因为“周边”尤其是日本、韩国、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有很多传统共同性，也留下相当丰富的汉文史料，这些史料体现了“异域之眼”和“他者立场”。

第二，中国过去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周边”，而现在引起最多麻烦的也在这个“周边”，可是，很多中国人仍然沉湎在“天朝大国”的想象中，甚至不自觉地停留在类似“华夷之辨”的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打破这种停留在历史迷思中的想象，让我们正视现实的周边，学习着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理解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和观念的变化，这对中国的自我理解也很重。

第三，由于中国的疆域、族群、文化和历史的不断变动，有的地方从“异域”变成“新疆”，有的地方从“内地”变成“外藩”，周边地域与民族，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国家”，或者何故成为“两个世界”，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你看现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加拿大的魁北克，出现的那么多问题，连类而及，难道不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吗？

读书报：

“从周边看中国”，您“看”到了什么？

葛兆光：简单地说，我看到的是，第一，十七世纪中叶，甚至更早的时代，所谓“朝贡体系”、所谓“汉字文化圈”，或者“中华天下帝国”已经逐渐崩溃，中国对于周边的文化优越感，其实，只是遥远的记忆，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第二，有关“中国”，有很多被“减法”减去的历史，在周边的眼睛中重新浮现，有很多“只缘身在此山中”，自己看不清楚的历史细节，被他者的眼睛看见并且记载下来。即使是作为中国明清史的资料，它们也相当宝贵。

读书报：

《宅兹中国》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想象异域》也是，加上《朝鲜汉文燕行文献选编》、《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两套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后，带动国内包括海外学界相关领域研究的变化有哪些？

葛兆光：究竟产生什么影响，我不太好说，总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吧。但我感到很高兴的是，虽然它从来并没有被列入过什么“规划”或者“课题”，可是，由于我们一方面整理出版文献资料，一方面通过学术论著和国际学界互相对话，这些年来，“从周边看中国”这个说法，好像不断有国内外学者提起，这说明我们几年来的提倡和推动，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读书报：

您曾提问过，“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成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并成为对抗西方文化的核心吗？”在当下的传统文化热中，您认为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葛兆光：坦率地说，我始终认为，第一，传统中国文化，是“中国之为中国”的前提或基础，但是，它必须像林毓生先生说的，有一个创造性转化的现代转型过程；第二，我们常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只是“汉族中国文化”，现代中国如果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必须学会与其他族群、其他文化彼此交融和共存；第三，它绝不是“对抗”西方文化的东西，相反，应当是和西方（欧洲）文化和谐并存的东西。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绝对不能作为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文化，我很反感那种“唯我独尊”的态度和观念，其实，汉族中国文化只是汉族中国得以保持传统中国性的东西，中国人应当承认，自己只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保护自己文化的同时，必须接受学会接受普遍文明，就是在现代国际秩序中，通过普遍文明规则，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

读书报：

您曾写过一篇小文，标题是《钻他故纸，驴年去》，在读者看来，这句话简直就是您的人生自况，可以这样理解不？您的眼睛近况如何？

葛兆光：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在“钻故纸堆”呀。以前，哲人既说过“诗意地栖居”，也说过“以学术为志业”，我无法真正“诗意地栖居”，做个神州袖手旁观人，只好“以学术为志业”，仍然钻故纸堆，在历史中观看现在。

谢谢您的关心，我现在常常自嘲，是“一目了然”或者“只眼独具”，还好，一只眼睛也能够“从周边看中国”。

读书报：

请简要介绍下一步的研究和著述计划。

葛兆光：关于我个人下一步工作计划，暂时还没有确定，因为这些年太累了，自从2013年夏天卸任复旦文史研究院院长之后，希望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沉下心来想一想，读读书。暂时可以说出来的，就是我会暂时告别“从周边看中国”领域，去整理一些过去存下来的旧讲稿。